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是这样一种印象：整部文学史是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条线索构成的，屈原、李白是浪漫主义大诗人，杜甫则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对于一个作家的评价，也就离不开“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黑暗”、“关心民生疾苦”之类的标准。我们似乎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审视文学史的思维模式，却又跳不开这样的模式。
我们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论著也有一种阅读印象：要么是对作品的鉴赏，有很多鉴赏确实能够给人以启示，也有相当多的鉴赏流于八股式的解说，乃至将文学作品肢解成毫无美感的一堆碎片；要么是艰深的考证，一条条材料的罗列，问题虽然考证清楚了，可是作为研究文学的学术著作，总是缺少文学应有的灵动感，缺少学术的生气，以至于只有少数的专家才去阅读。
当我们翻开安徽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既有一种凝重的感觉，又有一种视野开阔、春风扑面的感觉。
只要看看文集中的篇目，阅读的欲望就油然而生。《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举子情状与科场风习》、《闻一多与唐诗研究》、《天宝诗风的演变》等，这些篇目既是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却不像以往的古代文学研究那样局限在狭小的评价坐标中，或把各种文学现象、各个作家都捆绑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条线索上。作者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文化的视点，对唐代文学进行了不同于以往的切入和审视。从科举制度切入唐代文学的研究，是作者从文化史视角研究文学史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可能唐代的文学史就不会像今天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有那么多的作家，又有着那样丰富的和共同的文化心态。道理很明了：科举制度给富有才情的士人提供了一条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道路或机缘，这个制度对于大多数士人所起到的影响，以及对于唐代诗歌和其他文学创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此问题作出细致的考察，我们才能够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了解得更为深入和准确。
集中有些篇目是对包括刘长卿、卢纶等人在内的作家的考论。这些作家也许是我们所生疏的，但是，他们首先是在唐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作品的作家，将他们纳入研究视野就使我们对唐代文学发展的风貌有更为细致的把握；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他们以及他们创作活动的考证是和唐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生卒年、他们的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他们的交游等问题，看起来仅仅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其实牵涉到整个唐代文学史、文化史，从对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的考证入手，我们不仅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个作家，也扩展了对一个时期唐代文学和文化的认识。
对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成就，当然得由专家来评说，我们在阅读这部自选集的时候，除了生发出对唐代文学和文化更为浓厚的兴趣之外，除了对唐代文学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外，我们所感受到的如何使学术研究拥有它本应有的一种勃勃的生气，我想，这种学术的生气首先是缘于从文化史的视野出发对文学史进行研究。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中推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他的研究使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在文化的整体及其运动中得到更为全面的呈现，使人们更易于接近它的本质。”正因为傅璇琮先生自觉地从文化史的视野开展文学史的研究，他的论著就显得视野开阔，处处透现着一种大气，处处都有发现，都有人们所没有看到的文化的和文学史的风景。读这部自选集，即便是那些纯粹考证的学术论文，我们也是既感受到它们的实证色彩，却不觉得它们有丝毫的枯燥意味；相反，它们处处给人以思想的激活、方法的启迪，让人感受到思理的缜密、论辩的逻辑，这是很多研究论著所未能达到和难以达到的学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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